小鲜肉世代：这届中国女性的颜值崇拜

文 | 宋金波

“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

作为一个重度手机依赖症患者，每天平均不下三次，被类似的表达敲打，在朋友圈，在微信群，在公号泼辣的页面上：“明明可以拼颜值，偏要拼才华！”“只要颜值高，做错什么都不怕！”“某某某小鲜肉，我的，我的，不要抢！”……

“颜值崇拜”的共识大概从来没像今日这么强过。

没错，接下来我就要问：当你说“颜值”的时候你在说什么？

▍一

本来很难有共识的。“环肥燕瘦”，“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各花入各眼，一直如此么。《论美》中，高尔泰这么说：“猫不可以因为牛不吃耗子而认为牛愚蠢；茶花不可以因为梨花是白的而觉得梨花不幸。任何人都不能迫使任何人从他感知为美的东西那里不体验到快乐；也不能迫使任何人从他不感知为美的东西那里体验到快乐。”

“颜值”这个词，倒像反其道而行之。与过气的“俊”、“帅”相比，“颜值”之“值”，要点在客观、可测。需求，则来自“颜值崇拜”观念的崛起。白菜论吨秤，黄金按克卖，要求不一样。

那么，果然如“神经审美学”所谓，美是可以科学量化地测量，“我们的美学品位不是教育或遗传承继而得的各类癖好倾向的产物……而是头脑中生物电能和对外部刺激的本能反应”？我们可以明确描述，是什么让弗雷斯蒂埃夫人一见到“漂亮朋友”杜洛瓦就移不开视线，是什么让段誉看到王语嫣时忘我沉迷？

不能。

有些“美”的元素，几乎可以说是“普世”的。这与滋味的感觉很接近。为什么人类都喜欢甜味？因为甜味代表糖，代表无毒高能的食物。为什么人们生下来不喜欢苦味、辣味？因为很多有毒物质，不是苦的就是辣的。人们为什么不喜欢嗅闻臭味？因为很多臭味，比如鸡蛋的臭味，来自于硫化氢，身体自动提供“不好”的警示，误食腐败食品，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这些“愉悦”、“美好”，或者相反的感觉，其实是人体多巴胺奖赏机制的结果。当然了，这不妨碍你继续认为这是“美好”，因为所有的美好都无外乎此，只不过，美好并不是玄妙不可解释的。

有些美貌的要素，同样基于实用价值。偏好会在天长日久的遗传中固定，甚至不需要后天灌输，告诉你这是“美的”或者“丑的”。

比如“对称”。在所有关于美貌的标准中，这是最无争议的一条。

与对称相近的，是身材比例的匀称度。不要太短腿或太长颈子，你懂的。

还有皮肤的光洁，没有伤疤、皮肤病，牙齿完整洁白……

为什么人类的大脑，要对他人的这些特征予以奖赏？因为健康，生存需要。

▲ 《闻香识女人》电影剧照

上述这些对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场景下都起作用的“颜值因子”，都可以表明一个人的健康情况。没有皮肤病，没有寄生虫（或者不是易感体质），没有外伤，诸如此类。要知道，在人类史95%以上的时间里，由于医疗能力限制，针眼大的外伤感染，或者是小脓疱，都可能断送性命。没人会拿这个开玩笑。今天我们有抗生素，但本能的偏好还没有提前退休。

反过来看，也就不奇怪，那些“不好”的特征，无论是来自先天还是后天，畸形、囊肿、伤疤、口臭、皮屑，都会给人带来不愉悦的感受。看看好莱坞电影中恶人的设定就知道了。邪恶法师伏地魔有骷髅一般的形貌，红眼睛、蛇一样的鼻孔、腐坏的牙齿和一颗灰白的光头。还有《指环王》中那些半兽人。博洛姆变成坏人后首先表现的也是头发的脱落。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精灵王国的帅哥们。

▲ 《指环王》电影剧照

人类史直到晚近，对于先天的畸形（哦，小恶魔提利昂）和后天的传染病（如麻风病），都有极大的歧视，甚至迫害，哪怕传染病人已经不具有传染性。从这一点来说，今天的“颜值”主张，显然也不仅仅限于一种审美表达。

还有一些审美特征，与生存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但会传递一些信息，暴露审美对象的生存状况或社会地位。比如对皮肤或指甲中的污秽是不是及时清洗。一个皮肤好、面容俊俏的女子，却可能因为脖子洗得不大干净，“颜值”暴跌十个板。别笑，这是鲁迅小说《肥皂》中的故事，那句“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呢”，才叫经典。

不良卫生习惯造成的污垢残留，除了产生让人不舒服的异味，暗示当事人可能更容易感染皮肤病、妇科病、寄生虫，也标识当事人的生活条件、劳动处境不容许其在意卫生，比如一些极为肮脏的工作场景。特别是以寻找配偶为目的的审美，对这个问题既需要生物学的实用主义，又需要社会与经济学上的实用主义。

另外一些特征，传递的信息则更为隐秘，更为间接，不像“对称”那么“普世”。比如“胖”与“瘦”，“白”与“黑”。它们的基本信息虽然类似，但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以及对策。一个皮肤黝黑的人，或者本来不黑却被晒黑的人，通常说明他有长时间体力劳动的经验。别小看这一点，现代社会之前，这种能力就是一家子人性命所系。同样，在这一维度，他（她）的肌肉健壮程度，也必然会成为衡量目标。较为近似的还有女人的身板，包括骨盆的大小指标。在择偶时，对于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绝不会忘记这些，也不应出现审美上的错置。“那一年劳模会上我爱上了人一个，他的名字叫赵振华”，不外如此，目的也全在“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纺棉花”。

但当社会阶层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不同阶层也会出现不同的审美着眼点，或者说，不同的审美现实需求。“小白脸”的男子，或是“弱不禁风”的女子，又活得好好的，更可能说明其家境，根本不需要其从事稼穑纺织之类的辛苦活。某种程度上，是在暗示：“找我吧，你就可以脱离靠体力活命的日子了。”

更外围，更变动不居、差异巨大的审美元素，是诸如化妆、饰品，以及仪态之类的后天因素。这些因素其实与先天颜值已经关涉不大，但很多时候，更容易起到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先天因素相去不远的PK中。一个能化妆的女人不仅表示她具有审美的能力或者更爱美，也表示她具有让自己美的金钱、时间乃至权利。

▲ 《穿普拉达的女王 》电影剧照

可以确定，除了那种直接的多巴胺刺激因素，如《刀锋》中忽然让伊莎贝尔春心怒放的拉里小臂上金色的汗毛，另外一些因素也可以让多巴胺加倍释放，比如移情，或者直接被金光闪闪的饰品砸晕这类。

▍二

可以看到，从最基本的主要是生物学特征的对称、皮肤（毛发），到外围一点、比较后天的因素，再到一些非常外围、后天，但传递的信息也更复杂的行为因素，从纯粹的生存实用主义，到经济社会实用主义，再到更务虚的审美偏好，决定你判断一个人颜值是否高的因素太多。诚如艾柯在《美的历史》中所言，美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至于有没有一个大一统的解释，艾柯的话是，“请读者自便”。

仅仅是因素繁杂也就罢了。人们还会“狡猾”地利用与颜值有关的一切手段，比如化妆与穿着，在不同的场合，一会儿是肤色健康的成熟女，也可以转瞬变成娇滴滴的小萝莉。在有些场合，权贵人士故意穿着随意、话语粗鲁，表明自己不受那些“常规”的束缚。

甚至连内心的需求也可以变易。对焦大来说，以他的审美观，林妹妹大概只是末流。但假设时势流转，焦大发达成为新贵，那么喝花酒点唱，很可能也会点那个花名“林黛玉”的妹子来，而不一定会点他长期以为美的劳模姑娘。时过境迁，需求已经不同。改革开放初期，很多港片在描述内地“表弟”时，会刻意突出“美女观”的转变，从欣赏土而又土的“北姑”，到懂得“现代”的审美。其实就内地而言，从沿海到内陆，从改开初期到后来的“大开洋荤、大开眼界”，何尝没有大量这种被视为“进化”的实例。

美固然有主流，但禁忌之美，反常之美，却从未消失过。如此，更不可能为美做一个量化、绝对的定义。不仅是美，在艾柯的《丑的历史》与史蒂芬·贝利 《审丑：万物美学》中，都提到了“丑怪”在审美史上的地位：“丑并不是审美的对立面，是审美的一部分。”《审丑》封面，昆丁·马西斯的《丑公爵夫人》，居然是伦敦国立美术馆商店出售明信片中，销量名列前茅的一款。

▲ 《丑公爵夫人》

但潮流毕竟存在。简单的归纳，就是越最基本的生存，审美越受限于实用，经济技术条件越远离生存压力，则审美的偏好越少受限，越可能追求一些无用与反常的“美”。很多时候，人们表达的看似一种审美偏好，实际上却可能是对自身身份、处境的认同和定义。

▍三

审美与身份有什么关系呢？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坐飞机，发现候机的女人比火车站汽车站候车的女人普遍更好看，当时不明就里。类似的事情其实很多，比如在北上广的街头，女孩子普遍比中西部城市街头的好看（个别如重庆等地或许除外）。在越高档的娱乐会所或购物中心，你看到的女孩子普遍越漂亮。到知乎上去看，还有“现在的女孩子比清朝照片上要好看”；“城市比农村的要好看”……

2006年，《美国经济评论》刊发了两位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美为何要紧”，提出了“美貌溢价”的定义：越好看的人，越有可能拿到高薪，越有可能在成本更高的地方生活得好。有些高收入岗位本身就有相貌的要求，比如空姐、秘书。都是汰选机制。从前坐飞机比坐火车汽车价格要高很多，当时所见，也是汰选的结果。

但另一方面，美貌与地位和收入的相关性又不是单向的。一个人天生丽质固然可能收入更高机会更多，但假如一个人凭借相貌之外的努力出人头地，他（她）也完全可能显得更美。

选择去韩国整容当然是一劳永逸。但在韩国整容流行之前很久，就已经有很多因素，使高收入群体看起来“颜值更高”。

首先他（她）们因为日常饮食、生活习惯、运动差异，身体会更匀称，皮肤会更好，牙齿护理得不错，肌肉一般也不那么差。如果不是那种消夜无度的“夜班狗”，通常不会有过分的啤酒肚。工作性质原因，很少会有外伤和皮肤病（很多女性最厉害的一刀无非是剖腹产）。他们的化妆、保养条件也和屌丝们差距甚大，女人们知道这对皮肤意味着什么。他们有更合体的衣服，更符合主流审美的装饰品，通常不会因为时间原因导致这些东西既脏且乱。他们更自信更风趣，表达无碍，很多受过基本的仪态训练，不会出现让人大跌眼镜的话语和姿态。

这些都会让一个人显得颜值更高不是么？

但与此同时，人们又本能地会通过模仿、假扮上述因素，使自己看起来更有吸引力，社会地位更高。此即A货不衰的原因，题外话了。

▍四

所以人们说“这是一个看颜值的社会”，指的是什么呢？

虽然本文一直没有特别指出“颜值崇拜”论者的性别特征，但大家心知肚明，“颜值”主要盛行在女性群体。

再细究“颜值”这个词。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呢？

是颜值之外的那些东西。比如说，财富，地位，品德，才华，权力，甚至肌肉显示的力量……在以前，特别是品评一个男人的时候，这些指标是和相貌放在一起的，而且，相貌在其中只占可怜的、女主甚至说不出口的一丢丢。

现在，除了颜值之外的东西都等于零。长得好看就够了，我不需要他为我挣钱，不需要他用权力为我谋取某种优势和虚荣，不需要他一定“器大活好”（但也不一定抗拒），不需要他为我吟诗作赋唧唧歪歪，甚至不需要他和我天长地久从一而终……一切唯美。

真的么？

要是谁真觉得自己长得美，就可以对女人随意上下其手，那就错了。主要还是一种姿态，表个态而已。但是，表态的话多说几遍，自己信了，这事也常有。

用女权视角来解读“颜值崇拜”，肯定出入不大。站起来的现代女性，可以像当年男人用“郎才女貌”来挑三拣四一般，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

但假如把此话语的流行，当成女权的勃兴，毫无疑问，其中又有太鲜明的中国特色与特定历史烙印。

其实在另一个词语上，这一倾向表现更为明显：“小鲜肉”。具体意思，自己谷歌去。

▲宋仲基

“小鲜肉”的意涵，是非常清晰的，其中基于年龄的“以上凌下”意味，与“肉”的欲望暗示，以及“鲜”的占有和侵略感，都没有遮遮掩掩。尽管这个词并不一定有那么明显的年龄分界，但总体来说，声音最响的，或最刺耳的，大约还是三十五到五十岁这个年龄段的“熟女”。倒不是偏见或歧视，因为目力所见，年轻女孩提到“小鲜肉”，通常没有那么刻意大声。

年龄只是一方面。一个四十五岁在街头卖煎饼果子的女性，没有精力也不一定有勇气这么表达。能这么表达的，可能大致符合以下几个条件：大中城市白领或金领；家境优裕，有钱有闲，或许相貌也说得过去；文艺或略通文艺；身体健康。

在朋友圈或微信群甚至更公开的写作平台，以一种“老娘气吞万里如虎”的姿态，表达对“小鲜肉”的喜爱（宠爱），已经成为局部的时尚。说局部，是因为确实还有“沉默的多数”，不应被刺耳前卫的声音代表。

▲ 《做头》电影剧照

“小鲜肉”比“颜值”更能标识这一波“看脸”的本质，与电影《做头》中，关之琳对发廊小弟的偏好，并无差别。在臆想的情感上，衣食无忧的中年女子将自己置于主导、强势的位置，你可以说这是本身的强大，但对这一偏好的反复强调，也可能是对常情的恐惧和绝望，是手中岁月如细沙失落的空虚。考虑到中国同年龄同阶层的男性，虽然可能在酒桌上说黄段子，却少有同样群体性、公开的审美趣味规训，这一现象，更加意味深长。

从另外一面来说，“女人的身体不会对自己撒谎”，那么，“小鲜肉”和“颜值”对于身体本身的回归，是否也意味着，当事人对于自己内心的信服，已经远不如对身体的信任？

此景或如马克思形容：“一切等级制的和停滞的东西都消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于是人们最后也就只好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相互关系了。”“小鲜肉”与“颜值”的流行，诚然在个性抗争的潮流中，但枷锁的崩解，却不见得刻下了自由的尺度；这是欲望都市的逆反，却显得色厉内荏；这是“单纯审美”的努力，却未必是“正常审美”的境地。

也许要到90后的女孩们也人到中年，才能期望中国女性的审美，能够世代性地回归正常，对自己内心的抚摩，无须再依靠对“小鲜肉”的情感想象，也不再因个人史的匮乏、缺失、焦虑，陷入尴尬的阴影。

【注】本文原标题为《穿过小鲜肉的颜值的谁的手》

【作者简介】

宋金波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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